2022年夏季,我国长江–淮河流域发生罕见干旱与高温事件,对社会经济运行和人民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影响。已有研究多将该事件归因于西伸增强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。然而,在同样偏强、偏西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背景下,2020年夏季长江–淮河流域却发生洪涝灾害。这一对比表明,异常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不足以解释2022年极端干旱事件,其形成机制仍需进一步厘清。
近期,我院硕士研究生张湫滟及其指导教师陶丽教授基于统计诊断、多尺度子空间变换(Multiscale Window Transform, MWT)、多尺度能量涡度分析(Multiscale Energy and Vorticity Analysis, MS-EVA)及数值模拟试验,系统探讨了2022年夏季长江–淮河流域干旱的成因。研究表明,青藏高原—中国东部上空对流层中高层的准正压高压异常,即“热穹顶”,是导致此次干旱事件的关键环流系统(图1a1、b1)。该环流系统在7月表现出明显的季节内振荡特征,而在8月则持续维持近1个月。
针对“热穹顶”季节内演变机制,研究进一步开展诊断分析。结果显示,丝绸之路模态(Silk Road Pattern, SRP)是7月“热穹顶”季节内振荡的主要驱动因子,但其对8月“热穹顶”的持续维持作用并不显著。MWT和MS-EVA分析进一步表明,青藏高原暖异常是8月“热穹顶”维持的根本原因。高原暖异常在其北侧形成明显的负经向温度梯度(图2b)。在这一背景下,同位相的季节内尺度南风异常与暖温度异常产生正的经向热通量,触发背景流斜压不稳定,使有效位能从背景尺度(>64天)向季节内尺度传输(图2a、c),从而维持“热穹顶”。该过程导致长江–淮河流域降水持续偏少,并进一步加剧2022年夏季干旱。
线性斜压大气模式(Linear Baroclinic Model, LBM)试验再现了青藏高原暖异常对“热穹顶”的强迫作用(图3)。此外,基于1979—2022年资料的统计分析显示,长江–淮河流域夏季高温日数不仅与同期青藏高原夏季500 hPa温度异常显著正相关,也与前期春季高原温度异常显著正相关(图4b);相比之下,其与春季和夏季Niño3.4指数均无显著相关关系(图4a)。
该研究表明,春季青藏高原500 hPa温度异常可作为长江–淮河流域夏季高温日数的有效预测因子。相关成果已在线发表于《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》。
文章信息:
Zhang, Q. & Tao, L. (2026). Causes of the 2022 Yangtze–Huaihe River basin drought: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he 2020 flood.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, e70159. https://doi.org/10.1002/qj.70159

图1 2022年与2020年夏季大气环流及降水距平对比。左列为2022年,右列为2020年;依次为200、500和850 hPa位势高度距平(填色,gpm)及风场距平(矢量,m·s⁻¹),500 hPa垂直速度距平(10⁻² Pa·s⁻¹)和降水距平(mm·d⁻¹)。绿色矩形框表示长江–淮河流域(28°–34°N,108°–120°E);绿色和黑色实线分别表示对应年份和气候态的5880 gpm等值线。

图2 2022年8月1—15日“热穹顶”维持机制。(a) 500 hPa季节内尺度位势高度距平(等值线,间隔8 gpm)、温度距平(填色,K)及水平风场EOF1空间型(矢量,m·s⁻¹);(b) 2022年8月500 hPa平均温度(填色,K);(c) 有效位能转换项
(填色,10⁻⁴ m²·s⁻³)及经向热通量
(等值线,K·m·s⁻¹);(d) 季节内尺度水平风场EOF1标准化时间序列。

图3 LBM试验中大气环流对青藏高原非绝热加热的响应。(a) 0.74σ层非绝热加热分布(K·day⁻¹);(b)非绝热加热垂直廓线(K·day⁻¹),红线和黑线分别表示观测值与模式输入值;(c—e) 200、500和850 hPa位势高度响应(填色,gpm)及风场响应(矢量,m·s⁻¹)。

图4 长江–淮河流域夏季高温日数与Niño3.4指数及青藏高原500 hPa温度的年际关系。(a) 1979—2022年前期春季(3—5月,蓝线)和同期夏季(6—8月,红线)Niño3.4指数,以及长江–淮河流域夏季标准化高温日数(柱状)的时间序列;虚线表示高温日数线性趋势。(b) 同 (a),但蓝线和红线分别表示前期春季和同期夏季青藏高原区域平均500 hPa温度的标准化时间序列;虚线表示对应变量的线性趋势。